「致敬特教老师」百年特教路 几代特教人

编者按：在庞大的教师队伍中，有这样一个小众群体：他们面对的是身体或心智有缺陷的特殊儿童，他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与辛酸，他们的贡献与知晓度有着极大反差。他们就是特殊教育老师。

自1874年我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瞽叟通文馆建立至今，中国特殊教育在近150载历程中摸索前行，从最初的“传教士办学”到如今加入各大高校的学科建设体系，涌现出如朴永馨、银春铭等一代代优秀的特教人才。特教老师也随特殊教育的发展从“冷门”职业步入公众视野。

特教老师之“特”，在于教育对象的差异性，教学方式的独特性，知识结构的多元性，更在于职业理想的崇高性。特教老师长期面对来自外界和社会的质疑，特殊儿童的些许进步往往会给他们带来巨大鼓舞。

根据教育部统计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1年，我国现有教师总数已达到1792.97万人。其中，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人数为6.94万人，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人数达91.98万人，师生比约为1:13，远低于1:3的标准化师生比。面对日益增多的师资需求，特教老师中有人坚守奉献，有人选择离开。那些扎根一线的特教老师，不少人称自己为“理想主义者”，他们对残疾、融合、社会公正都有高于常人的理解和格局。而他们的这份理想，或许是对“有教无类”最完美的诠释。

每个走上特教岗位的老师都要经历一到两年的适应期，从自我否定到承受社会 质疑，再到重塑自我价值。‍

1945 年 4 月 14 日，中华聋哑协会上海区附属聋哑学校全体师生合影。照片中标注了许多特教老师的名字，李定清、宋鹏程、龚淡如、何玉麟……那时的 他们相聚在中华聋哑学校，尔后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小半个中国，成为那个时代聋人教育的火种。

如果从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——瞽叟通文馆的创办（1874年）算起，中国近现代特殊教育历史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之久，一路跋涉，几多风雨，开拓者和探索者前赴后继。如今我们回望历史，仍能感受到他们“一灯能破千年暗”的热忱。

一、传教士开启的中国近代特教事业

18世纪后期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其哲学著作《论盲人书简》中，对聋人、盲人的感知觉特点进行了分析，认为他们感知世界并不是来自内心或上帝的启发，而是建立在教育基础之上。这成为特殊教育的早期观点。

近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最早以盲聋哑教育为主，起源于欧洲，法国是实施特殊教育的先驱国家之一，世界公认的第一所聋哑学校和第一所盲校都诞生于巴黎：1760年，法国人莱佩在自己家开设了聋童训练班（即巴黎聋哑学校的前身），并先后发表了《真正的聋学教学法》《盲人教学笔记》等多篇论文，从而开启了近代聋人教育的大门，莱佩也被称为手语教学体系的鼻祖。1784年，法国慈善家霍维在巴黎建立了第一所盲人学校，并创造了早期的盲人教学方法和教科书。

此外，现在国际通用的“布莱尔”盲文也是由法国人创造的。1824年，法国盲人路易·布莱尔受“夜文”（为夜间作战进行联系和传递命令的文字）的启发，创造出了凸点盲文体系。这种盲文易于摸读，便于书写，于是在1887年被国际认定为盲人通用文字。为了纪念路易·布莱尔，人们将国际通用盲文称为“布莱尔”盲文。

法国的特殊教育之所以如此超前，与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、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密不可分。同时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、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特殊教育提供了动力。到19世纪中叶，在西欧国家，盲聋哑教育事业已初具规模。

中国特殊教育的发端，据学者考据，可追溯到周代对盲人乐师的职业培训。但是近现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西方传教士在北京、山东创办我国最早的盲校与聋校。

1874年，英国传教士威廉·穆瑞在北京东城甘雨胡同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盲校——瞽叟通文馆，他结合“布莱尔”盲文创立了中国第一套汉语盲字系统，即“瞽目通文”，也叫“康熙盲字”。到如今，140多年过去了，瞽叟通文馆先改名为北平启明瞽目院，1949年后又更名为北京市盲童学校，现名为北京市盲人学校。

1887年，美国传教士米尔斯夫妇在当时的山东蓬莱（现为烟台市蓬莱区）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——登州启喑学馆，后改名为烟台启喑学校，它是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的前身。米尔斯夫人还编写了中国早期的聋校教材《启喑初阶》，此后还在中国各地进行聋人教育演讲。在她的影响下，全国很多聋校的创办者最初都是在这里接受培训，如后来创办北平私立聋哑学校的杜文昌。

在威廉·穆瑞和米尔斯夫妇之后，还有英国传教士李修善（汉语名），傅兰雅、傅步兰（汉语名）父子等。李修善放弃国内优渥生活、捐献父亲丰厚遗产，一生未娶，孤身一人在中国31年，他与威廉·穆瑞一起促进了中国近代盲人教育的发展。傅兰雅、傅步兰父子把特殊教育事业当作家族事业苦心经营，他们创办并管理的上海盲童学校、上海聋童学校，引进国际特殊教育理念，在20世纪20年代，代表了中国盲聋哑教育的最高水平。

虽然历史上对传教士的评价褒贬不一，马克思早年更是批评过“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”，但客观来讲，如同上文提到的一部分传教士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科技、人文、教育等方面的进步。

李修善积劳成疾在湖北武汉汉口去世时，下葬日当天，汉口长江江面上许多轮船为之降半旗。创办第一所聋校的米尔斯夫人，在丈夫去世、女儿病故、资金中断的困境中，仍然坚守在中国，如今每年都有无数特教人前往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，在米尔斯夫人雕像前瞻仰、缅怀。

成立于 1874 年的瞽叟通文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盲人学校，距今已有 140 多年的历史，后发展为北 京市盲人学校。

二、本土特教人的早期探索与实践

1900年前后，西方传教士燃起中国近现代特殊教育的星星之火。随后，国内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推动特殊教育本土化，这当中包括清末民初的实业家张謇，教育家、出版家张元济，以及杜文昌、吴燕生、龚宝荣、谢伯子等人。‍

有特教届“北朴南银”之称的朴永馨（左）、银春铭（右）1955年被公派留学苏联学习特殊教育，回国后，为新中国特教事业做出了奠基性成就。

银春铭留苏实习期间指导聋童学习。在特教领域耕耘了一辈子的银春铭曾形容自己为“两耳只闻特教事，一生无悔特教人”。

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、经济舞台上，张謇成绩显赫，而在中国特殊教育史上，他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。1903年，张謇在参观烟台启喑学校后深受震撼，此后数年，他一直心系聋人教育。12年后，张謇在江苏南通开办了狼山盲哑学校师范科，为中国培养出了早期的专业特殊教育师资力量。次年，他又创办“狼山盲哑学校”，并亲任校长长达10年，在盲哑教育课程设置、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卓有建树，被誉为“中国特殊教育之鼻祖”。

与张謇几乎同时代的张元济，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、文化史、教育史、出版史上的重要人物。他于1910年3月赴海外17个国家环球游历期间，把特殊教育作为其学习的重要课题之一。回国后，他多次发表言论呼吁社会各界关注特殊教育，坚持给上海盲童学校捐款，连续多年录用来自聋哑学校的学生工作。他后半生致力于出版工作期间，还策划了多部特殊教育专著。

在米尔斯夫妇及其创办的烟台启喑学校的影响下，北京、南京、杭州等地也开始创办聋哑学校。

1919年6月，毕业于齐鲁大学的杜文昌跟随米尔斯夫人学习了5年聋哑教育后，只身来到北京，创办了北平私立聋哑学校，这是北京地区第一所聋哑学校，然而时局动荡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该校于1951年改为北京第二聋哑学校，才有了发展机遇。北京市第一聋哑学校（现已与东城培智中心学校合并成立“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”）由吴燕生于1935年创立，两人也由此成为北京聋人教育的主要先驱者。

1931年，先天失聪的龚宝荣抱着“为同病造福”的愿望，在母亲的支持下，卖掉家里田地，典当所有家产，借鉴山东烟台启喑学校的教学方法，在杭州创办起私立吴山聋哑学校。他首创了40个注音符号手切图，编写了《手切课本》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学校师生辗转各地办学，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，成为抗战期间极少数没有停止办学的聋校。

同样先天失聪的谢伯子是我国一代书画名家，而他的另一张名片是聋人教育家。在他担任常州市聋哑学校校长的30年（1949-1979年）里，将美术理念与特殊教育相结合，进行了一系列特殊教育方面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。

此外，还有许多不为人熟知却一生心系特殊教育的工作者，如高砚耘、雷静贞、陈光煦，以及幼年因病致双耳失聪的余淑芬和宋鹏程等人，他们大多数从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烟台等聋哑学校毕业后，回到家乡，从而成为地方特殊教育的领军人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历史上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，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黄炎培、张伯苓、胡适、陶行知、于右任、郁达夫等人，他们虽未直接参与中国的特殊教育，但因和上述先贤的人生交集，而与特教事业结下了或深或浅的因缘。

例如，早在1927年，蔡元培便提出在大学开展聋哑教育，其目光之远见着实令后人敬仰。郁达夫曾为余淑芬写过一句题词“哑者能言，聋者能听，天下无残人矣！”，这幅字一直被余淑芬珍藏，也激励了她一生从事聋人教育。‍

三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教版图

新中国成立之前，特殊教育学校由私人创立的居多，特殊教育以“看护”“养护”为主，基本属于慈善救济性质，并且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时代局限，特殊教育无论在教育思想上，还是办学条件和水平上，都处于自发、零散的状态。中国特殊教育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。

1951年《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》中提出对生理上有缺陷的儿童、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；同年，私立北京聋哑学校开始由政府接管为公办学校，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推进特殊教育的坚定意志和人道主义关怀。

1953年，教育部设立“盲哑教育处”主管全国特殊教育工作。此后，国家又发布了一系列文件，来保障特教事业的发展。如1957年发布的《关于办好盲童学校、聋哑学校的几点指示》中明确表示“盲、聋哑教育是国家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”，“必须办好现有的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”。‍‍

1971 年 4 月 30 日，周恩来总理视察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总理视察该校，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办好特殊教育的坚定意志。（图 新华社）

此外，国家还公派两名学生到苏联学习特殊教育学，这两人便是后来在特教领域耳熟能详的“北朴南银”——朴永馨与银春铭。两人从1955年便有了人生交集，这年他们中学毕业，同时被选拔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学习特殊教育的同学。

1961年，两人学成归来，朴永馨在北京市第二聋校工作，银春铭在上海市第二聋校工作，从此一北一南致力于新中国特教事业。

在国家培养的特教师资力量中，除了出国留学外，还有大量本土培养的特教老师，他们大多扎根基层，主要开展盲、聋两类残疾儿童的教学，为不久后的特殊教育学科建设奠定了实践基础，如湖北武汉的余敦清、山东青岛的曹正礼、江苏南京的朱菊玲等人。

湖北武汉人余敦清1957年从武汉市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主动要求分配到武昌聋哑小学（后改名为武汉市第二聋校），到1997年退休，在该校整整奋斗了40年。原本他与叶立言一样，也被选入留美学生计划，虽然没能通过最后选拔，但他并未气馁，退休后继续从事聋孩子家庭康复研究。

山东青岛人曹正礼于1963年青岛师范学校毕业后到青岛盲校工作，在20世纪90年代，全国还没有可以接受盲生的高中。1993年，教育部和中国残联委托青岛盲校试办国内首个盲人普通高中班，当时已担任校长的曹正礼接过重任。到今年，青岛盲校已面向全国共招收了20多届盲生，其中有400多人考入长春大学、北京联合大学、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等高校深造，而创办过程之艰辛只有他冷暖自知。

1960年，年仅16岁的江苏南京人朱菊玲成为南京聋哑学校语文老师，为办好特教事业奋斗终生，直到2021年8月突发血管瘤大出血去世。《人民画报》曾在1981年用两个整页，刊登朱菊玲给学生进行语文教学的照片，作为当年我国国内外发行量最大的国家级画刊，许多人正是通过《人民画报》的报道，第一次了解聋人教育。‍

1981 年第 10 期《人民画报》以《残而不废的人们》为题，对中国残疾人事业进行了专题报道。在“特殊教育”方面，主要 报道了朱菊玲老师的事迹。图为南京市聋哑学校老师朱菊玲（右）在给学生上语文课。

随着特殊教育的学科发展，学前特殊教育越来越 受到关注。由于学前特殊孩子的年龄较小，这也 对特教老师在教学方法、师生互动等方面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。（摄影 张和勇）

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，广大特殊教育工作者既是特殊教育实践者，也是特殊教育学孕育的奠基者、播种者。这一时期，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，特殊教育逐步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，开始了规模化、制度化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基层实践。但是，高校的特殊教育人才培养尚未开展。

改革开放后的辉煌建设

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被誉为我国特教事业发展的“黄金时代”。这期间，国家通过独立建制的特殊教育师范学校，或在普通师范院校附设特殊教育师范部等途径，快速开展人才培养。如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（1982年）便是在此背景下创办的，该校为中国特教事业输送了大批师资力量。

此外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作为全国唯一一对拥有特殊教育留学经历，且已潜心扎根基层特校近二十年的“北朴南银”，一个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创办特殊教育系，一个立足上海市委创办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，两人在高等特殊教育学科建设、师资培养等方面，都取得了奠基性的成就。随后，华东师范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也相继设立特殊教育专业或特殊教育系，开启我国高等特殊教育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。

同时，老一辈优秀的特殊教育实践者，也在不断开展特教新领域。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特殊教育研究室陈云英等开展“随班就读”研究工作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茅于燕、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麦进昭等老专家开展对智障儿童教育的研究。

此外，1986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规定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盲、聋哑和智障的儿童、少年举办特殊教育学校（班）。这在当时“穷国办大教育”的窘迫时代，以法律的刚性形式奠定了特殊教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和路径。

20世纪90年代前后，一方面，盲人福利协会、聋哑人福利协会成立，特别是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，以及其他相关学术团体组织，积极参与特殊教育活动。如盲童教育家徐白仑1988年始开展的“金钥匙盲童教育计划”的研究与实践，有力促进了特殊教育发展。

另一方面，各地教育部门纷纷设立特殊教育管理、研究机构，并于1988年、1990年接连召开全国特殊教育工作会议，部署全国特殊教育工作。1992年《现代特殊教育》创刊，1994年《中国特殊教育》创刊，其后各种杂志和特殊教育研究分会的增多，进一步促进了特殊教育的经验交流和学术繁荣。

华夏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“特殊教育参考丛书”，包括《视觉障碍儿童的心理与教育》（沈家英、陈云英、彭霞光编著）、《弱智儿童的心理与教育》（银春铭主编）、《肢体残疾儿童的教育与训练》（南登崑主编）等，对当时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专业指导以及中国特殊教育的学术发展，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总之，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，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直接奠定和推动了特殊教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。

进入21世纪，从2007年党的“十七大”首次提出“关心特殊教育”开始，到“十八大”提出“支持特殊教育”，再到“十九大”提出“办好特殊教育”，特殊教育已成为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重大决策的关注点。“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”这一提法也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关注，如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教授肖非表示，“独特的历史、文化和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特殊教育发展道路。”

与此同时，随着特殊教育专业研究者与专任教师日益增多，“融合教育”正在成为主流模式，且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，康复科学、人工智能、认知神经科学等现代技术深度参与特殊教育，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较前几代学者，更具有多元思维和开阔视野，构成我国特殊教育研究队伍的新生力量。‍

今年 87 岁的甘柏林不仅是优秀的音乐家，也在特殊教育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。1987 年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在甘柏林的大力倡导推动下，长春大学特 殊教育学院成立，作为我国重要的残疾人高等教育学府，建校近 40 年来，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特殊教育工作者。（摄影 张和勇）

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到2021年，我国现有特殊教育学校2288所，特殊教育专任教师6.94万人。可以说，在新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版图上，正是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几代特教人用“不信春风唤不回”的执着，才撑起了特殊孩子们的一片天。正如当了一辈子的特教老师朱菊玲所说：“我们对特殊学生的爱，代表着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无限期望和关怀，同时也是我们教师对祖国、对人民无限忠诚和热爱的表现。”